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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愛慾 第 82 頁


在《詞與物》中,福柯在談到「末人的神志恍惚」時說道,尼采「又一次採納了人類學的限定」,再度檢討了已由康德在他的《人類學》中揭示過的那些混雜的歷史先驗範疇。不過尼采這一舉動的目的,並
作者:待考 / 頁數:(82 / 111)

在《詞與物》中,福柯在談到「末人的神志恍惚」時說道,尼采「又一次採納了人類學的限定」,再度檢討了已由康德在他的《人類學》中揭示過的那些混雜的歷史先驗範疇。不過尼采這一舉動的目的,並不在於顯示「人」的觀念的標準范域,而在於勾畫一種道德批判,一種對「末人」的抨擊,以此作為「超人的驚人跳躍所依據的基礎」,並將「所有穩定形式付之一炬」。時尚書屋

「我們必須時刻準備表明我們的選擇,」尼采宣稱用的是一句福柯在別處引用過的格言:「難道我們希望人類在火與光中,或在沙中,歸於滅絶?」
尼采驚呼:「難道我們不正在完成磨平生活的所有稜角這一巨大工作,以此來把人類變成沙礫?」
從尼采這一觀點出發,福柯《詞與物》的著名結語便不難理解了。他在這篇結語中信誓旦旦地說,關於「人」的標準理想很快就會被「抹去,恰似一張埋在海邊沙礫裡的面孔」。康德的人類學理想「少點殘酷,少點痛苦,多點善意,多點尊重,多點『人性』」被浪濤沖淨了,被海洋粉碎了,就要被大海捲走了:這個「大海」,正是尼采的超人象徵,也曾是福柯的非理性象徵;它是一種無形的、捉摸不定的要素——按照《瘋癲與文明》有關水的隱喻,它能產生「淨化」和把物體「載走」的作用。時尚書屋
穿越這一「無底的海洋」,就是以一些新的方式在體驗的混亂狀態中航行,就是冒險向捉摸不定的目的地進行一次前途叵測的旅行,就是探討由薩德首次探測過的那片廣袤無垠的陰影。時尚書屋

正如福柯在《詞與物》的最後幾頁裡所簡略說明的那樣,一種關於人類的分析,只有「在它面對一些精神變態、卻又無法更確切地說,這一情況正是這種對峙造成的同它們接觸的時候」,才能真正做到「方向明確」;「彷彿精神變態在以一種矇昧的闡釋方式顯示着,在以一種不是太遠而恰恰是太近的方式呈現着,那種分析必須透過緩慢地開闢進路來達到的東西。」在循着薩德和尼采以及康德和弗洛伊德的思路進行思考的時候,分析者還必須着手進行「一種實踐,該實踐不僅牽涉到人們對於『人』的認識,而且牽涉到『人』本身——而『人』,又是和那種在他的苦痛中運轉着的『死亡』,那種失去了自身對象的『慾望』,那種他的『法則』藉以作為手段和途徑來使自己得到默默表達的語言,糾纏在一起的。一切分析認識,都這樣緊緊地同一種實踐,一種由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窒息感,聯繫在一起。在這兩個人中,一個人傾聽著另一人的語言,由此使他的慾望擺脫它已失去的對象的束縛使他認識到他已失去了這種慾望的對象,使他擺脫那種不斷重複發生的瀕死狀態使他認識到他總有一天會死去」。時尚書屋
高懸在一種「被它吸引來的人腳下展現的廣闊無垠的虛空」之上,在狂喜中超脫「他的苦痛中運轉着的死亡」——照福柯的看法,人這時便有可能由於終於達到了《詞與物》所談論的那種巨大的內心迷宮的中央,發現尼采思想所預示的東西:這種不僅有「人的死亡」,而且還有「一些新神,一些『同者』之神」的顯現,這些神「正在未來的海洋中崛起」。福柯解釋說,尼采思想告訴我們的,絶不僅僅只是「上帝的死亡」;它還預告着一種「隨同這種死亡而來並與之有着深刻相互關聯的」的東西,這就是「純然的相似」,是守護神,是「同一的東西」,是透過「人的徹底消散」而實現的「同者的回歸」。時尚書屋
按尼采本人的話來說,就是:「轉回來的,最終回歸於我的,便是我自己的自我。」
公眾對《詞與物》的反應使福柯感到既歡喜,又不滿意。他高興地看到自己已與薩特齊名,併為成為思想學術討論的中心人物而激動。終其一生,甚至在成名很久之後,他都渴望着得到史學界和哲學界同道們的尊重和重視。據對他這些年的情況很瞭解的人們說,他當時顯得從未有過地快樂。時尚書屋
但他很快就感到該書本身漏洞百出,這不無道理。《瘋癲與文明》也許寫得很散亂,但它仍是由一些經常復現的主題和意象維繫在一起的。而《詞與物》卻相反,顯得拙手拙腳,支離破碎,省略了不少不該省略的內容。它的怪異風格,很容易使人想起它最初的寫作口實——康德的《人類學》;然而福柯關於康德的一些關鍵性的結論,除了一些散見的段落之外,大部分都是透過人類是一種「經驗—先驗」對偶物這個觀念它產生一種沒有必要的神秘化作用轉達出來。時尚書屋
該書對精神分析學和人種學這些學科在1966年法國讀者群裡十分走紅的策略性的讚揚聽起來很虛假:這也削弱了福柯在諾斯替式gnostic自我勾銷方面的「極點演練」的影響。《詞與物》一開篇,他就分析了委拉斯開茲Velázquez的繪畫《宮娥》Las Meninas,他將此畫看作思考中同一與差異的矛盾遊戲的象徵,同時又看作關於前現代「épistémè」中「人」的缺席的一種意象。這一段文字,是他的作品中寫得最優雅的部分之一。而該書的主體部分卻暴露了他在方法論上的忸怩作態,寫得單調乏味、語焉不詳:好像福柯戴上結構主義歷史學家的面具之後,感到不得不正如他自己曾經談到的「把自己的觀點弄得模糊不清,並用一般幾何學的虛構來取代之」。時尚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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